李大釗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也是黨的自身建設的早期探索者。在領導北方黨組織的實際工作中，李大釗將黨的建設理論與革命實踐結合，重點從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方面入手，要求在黨內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地位，倡導廣大黨員深入民眾，聯合各種統戰力量，擴大黨的群眾基礎。他強調在實際斗爭中發展組織，尤其重視組織的實效而非組織形式的完備，并要求嚴明政治紀律，提倡民主團結的作風。李大釗的黨建思想既與其民國初年政黨觀念一脈相承，又在領導北方革命的實踐中進一步與中國實際結合，展現出了相當的務實性和戰略性。

    李大釗是最早在中國舉起馬克思主義旗幟的共產主義運動先驅。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李大釗的建黨思想和建黨活動備受學術界關注，但對于他在黨成立之后為提高黨自身生機與活力進行的理論思考和實踐活動的研究卻相當匱乏。這主要是由于李大釗留下的著述中極少直接談及政黨建設。本文嘗試從李大釗關于黨建的相關言論、時人有關回憶資料以及李大釗領導北方黨組織的革命實踐中，探尋李大釗的黨建思想脈絡。

    一、思想建設：首重主義的結合

    早在1912年，年僅23歲的李大釗就已經有了初步的政黨觀。隨后在“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業”的實踐中，他的政黨觀不斷提升、演變，至俄國十月革命后接受馬克思主義，并于1920年2月和陳獨秀“計劃組織中國共產黨事”。李大釗的建黨實踐從創建馬克思學說研究會起步。據羅章龍回憶：“我們不滿足于一般的結合，如新民學會、輔仁學社和曦園等，認為應以主義來結合，開始醞釀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系統地研究馬克思主義。”1920年3月，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立，成為中國最早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8月，李大釗在少年中國學會北京分會的茶話會上指出：“本會同人已經兩載之切實研究，對內對外似均應有標明本會主義之必要，蓋主義不明，對內既不足以齊一全體之心志，對外尤不足與人為聯合之行動也。”李大釗這里所要標明的主義自然是馬克思主義。但籌建于1918年的少年中國學會內部思想龐雜，未能獲得一致意見。而一開始就標明主義的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集聚了一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在學習交流和革命實踐中進一步加深了對馬列主義的了解。在此基礎上，1920年10月北京共產黨小組秘密成立。

    然而，真正做到“以主義來結合”并不容易。北京共產黨小組最初有無政府主義者加入。張國燾回憶說：“我與守常與無政府接洽，他們也贊成馬克思主義、階級爭斗，一共有八人。”但很快，北京黨組織在討論通過黨綱時，“因綱領中有贊成無產階級專政的一條，在討論時，黃凌霜等表示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爭論的結果，無政府主義者均退出了黨”。這一風波表明，要達到真正的主義的結合，必須對主義有明確深刻的理解，以及堅定徹底的信仰。

    為此，李大釗要求黨內同志對革命事業“必須抱定目的和宗旨”。“第一，要認清我們的團體。我們的團體是全被壓迫的民族的先驅，我們的革命是為全人類的，所以我們的犧牲是值得的。”“第二，我們要認清我們的黨和黨綱。我們的同志，在黨中做過多年工作的，然而有許多人不明白我們的黨和黨綱，這是很危險的。我們要明白我們的黨綱是科學的，很自然的，很合乎人道的，因此我們的黨是光明正大的。”可見，隨著黨組織逐步發展，對黨員的政治要求也越來越明確。據朱務善回憶，鄧中夏在發展他加入北京黨組織時，開頭就問他贊不贊成馬克思主義，贊不贊成無產階級專政，待他表示完全贊成后，才考慮加入黨組織的問題。

    為了幫助黨內同志了解黨的主義、堅定政治信仰，李大釗傾注了大量精力在黨員的學習教育上。他反復向青年同志強調學習理論的重要性。“他就曾經不止一次地勸告我們在積極參加政治運動的同時，必須要認真讀書學習，并指出精讀一些革命理論基本課程，對將來回到內蒙古進行革命工作是有很大好處的”。一方面注意在日常的組織生活中提高黨員的政治思想。據肖三回憶，李大釗每次在北方區黨委會議上，“總是要作一個報告”，“他作的報告非常生動，分析情況透徹，我們聽了都覺得很受教益和啟發”。王一知也回憶：“在那些難忘的日子里，我和李大釗同志在一起過黨的組織生活。”“李大釗同志每次都參加會。我特別愛聽他那充滿哲理、深入淺出的發言，我深深佩服他的豐富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每當同志們有了意見分歧、爭論得不可開交時，只要大釗同志一講，問題就迎刃而解。”為了對黨員進行更全面和系統的教育，共產黨北京支部執行委員會成立黨的教育委員會，定期舉行會議，學習黨的指示決議。執委會還建立圖書館，以館藏與共產國際和共產主義運動有直接關系的圖書、小冊子、雜志和報刊等。另一方面，積極選派干部出國學習，或召開培訓班集中學習。“幾十年來，我從接觸到的人中陸續知道，李大釗同志不但派人到莫斯科中山大學、東方大學、廣州農講所、武漢農講所學習政治，還派人到列寧格勒軍事學院、黃埔軍官學校、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昌分校、西北軍干部學校去學習軍事，為我們黨培養了很多建黨的人才，也培養了很多建軍的人才。”為全面提高黨員的政治思想，李大釗領導北方區委開辦了第一個區委黨校，利用寒假培訓骨干力量。黨校設在北大三院，學員主要是北京的黨團員，也有從北方其他省市來的，學習時間約一個月。李葆華回憶：“黨的領導同志趙世炎、陳喬年等親自給我們講課。他們除了講馬列主義基本理論、黨的基本知識外，也講國內國際形勢。最后一課是由父親（李大釗）講的，講課的主要內容，以《土地與農民》為題目，發表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到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的《政治生活》上。后來毛澤東同志把它收入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教材，供講習所的學員學習。”

    李大釗本人也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作出了杰出貢獻。“從五四運動到中國共產黨成立，李大釗發表的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講義、演說，現在所知道的，就在130篇以上。他還在各校授課，開設多門課程。”當時，他在廣大青年中的聲望非常之高，許多青年把他看成自己的導師和引路人，不少人千里跋涉來到北京，向他求教。他總是向青年人熱情誠懇地介紹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十月革命，勉勵青年知識分子投身到勞動人民當中去。他影響了一大批青年知識分子走上了革命道路，毛澤東就說：在李大釗的幫助下，“我才成了一個馬列主義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師”。

    在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同時，李大釗還注意與當時紛繁復雜的其他思想流派進行斗爭。正所謂“真理愈辯愈明”，通過與不同思想流派的斗爭，進一步加深黨團員對馬列主義的理解。早期與無政府主義的爭論便是一例。此后，李大釗還領導北京大學學生組織反基督教同盟和非宗教大同盟，在意識形態領域展開反帝斗爭；領導黨團員同國家主義派斗爭。北京黨組織就曾與國家主義派曾琦在北大的反共演講活動作斗爭，并組織糾察隊保護李大釗發表講演，防止國家主義派搗亂。國共第一次合作建立后，李大釗還堅持與國民黨右派進行斗爭。

    二、組織建設：植根民眾，在實際斗爭中發展組織

    李大釗贊賞聯共（布）有“很完密堅固的組織”，他在思考建立中國共產黨時，明確指出：“中國現在既無一個真能表現民眾勢力的團體，C派（共產黨——作者注）的朋友若能成立一個強固精密的組織，并注意促進其分子之團體的訓練，那么中國徹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他在改造國民黨時，同樣“希望國民黨成為一有紀律，權力集中，是[能]集合全國革命分子的理想”?？梢?，李大釗理想中的政黨必須組織嚴密、強固，但他很清楚，幼小的共產黨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需要植根民眾，在實際斗爭中成長壯大。

    李大釗特別重視黨的群眾基礎，強調：“我們要把黨的基礎深植于民眾，在政治上方能算取得了那個地方。”他指出：“一個政治革命的黨，必須看重普遍的國民的運動。要想發展普遍的國民的運動，必須有普遍的國民的組織。”他認為：“國民革命運動沒有工人、農人的參加，等于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李大釗首先關注的是工人群體。早在醞釀建黨時，李大釗就指出：“這個團體不是政客組織的政黨，也不是中產階級的民主黨，乃是平民的勞動家的政黨，即是社會主義團體。”他鼓勵同志們投身到勞動人民當中去，“加入勞工團體”，改造中國和改造自己。他認為：“中國工人團體、共產黨同中國全體工人一道，應當成為反對國際帝國主義斗爭中的先鋒隊。”為此，李大釗指導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在成立一年多的時間內，“一面組織翻譯馬克思主義著作，一面深入鐵路、礦山產業工人集中的地區進行調查訪問，開辦工人業余補習學校，傳授革命道理”。“據有關資料統計，前后參加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人數達300人左右，其中工人約占20%。”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確定全黨以主要力量用于開展工人運動，并建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和各地區分部。“在北方區委和守常同志領導下，從一九二一年下半年起，書記部北方分部幾經討論，對北方地區和主要鐵路、礦山籌建產業工會和開展罷工斗爭的工作進行了規劃，前后計有隴海鐵路大罷工、長辛店大罷工、開灤五礦罷工以及二七大罷工等大小斗爭百余次。在這些斗爭中，建立了各級工會，吸收了大量工人成分的黨、團員，建立了許多基層黨團支部。”在這個過程中，北方區委成員也由“北大同學居多”，“逐漸增加了產業工人的成分”，“這些工人領袖參加區委領導后，工作局面大為改觀，區委發揮集體力量，成功地領導和發動了多次大規模的罷工斗爭”。而“區委下屬的許多支部是由工人黨員所組成”，因此，當時國際代表評說：“北方區很有些像工人黨的樣子。”對此，李大釗說：“我們凡事要虛心，‘盛德容貌若愚’，不要自滿，還應努力做好實際工作，使各方面都能名實相符，成為工人階級的政黨。”

    李大釗是黨內較早注意到農民問題的領導人之一。他說：“在經濟落后淪為半殖民地的中國，農民約占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農業尚為國民經濟之基礎。故當估量革命動力時，不能不注意到農民是其重要的成分。”他提出了“耕地農有”的口號，花了很大功夫調查、統計、研究土地問題。他在北方區委黨校的講課中特別強調了依靠農會和建立農民武裝的重要性。羅章龍回憶：“他曾對北方地區農民武裝斗爭作過一番深入的研究，根據北方區委對北方各省農村所作的詳細調查，區委會議提出了加強北方農民武裝斗爭的報告，并做成方案付諸實施。”在他的努力下，“在共產黨的隊伍里吸收了大批革命知識分子、年輕的中國無產階級和農民中的優秀分子”。

    李大釗還積極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黨服務。他的統戰對象，包括國民黨的上層領導、北洋軍閥政府相關人士、甚至地方軍閥等。如北京政變后，北方區委就“確定了爭取國民軍，打擊段、張的革命策略”。在統戰工作中，李大釗最突出的貢獻是促成了第一次國共合作。這方面的論述較多，此不贅述。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釗在犧牲前一直主持北方國民黨的工作。他多次強調，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其目的是為了改組它，改變它的綱領，并使它能夠密切聯系群眾”。“我們加入國民黨能夠加速民族革命運動的開展。參加國民黨的共產黨人是真正的革命先鋒隊。”“我們在國民黨內部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喚起群眾的革命精神，引導他們反對國際帝國主義者和國內的軍閥。在國民黨內部，我們將其左翼爭取到我們方面來，并以此加速革命浪潮的高漲。”這些論述表明李大釗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的真正目的在于擴大黨的群眾根基。為了發動群眾參加國民革命，中共北方區委專門設立了國民革命運動委員會。事實上，改組后的國民黨吸引了很多進步青年，其中許多人以后參加了共產黨、共青團。在國共合作的過程中，李大釗始終堅持黨的領導權。他反復強調“只有無產階級才能充當革命的領導者”。“過去和將來國民運動的領導因素都是無產階級，而不是其他階級。”

    黨的群眾基礎與黨的組織能力是相輔相成的。李大釗發起成立中國共產黨的初衷之一，是有感于“中國人的組織能力太低”，無法承擔起社會改革的重任。“我們團體的訓練不充足，不能表現民眾的勢力，而從事革新的運動。”因此，李大釗特別注重“團體的訓練”。他認為“團體的訓練愈發達，民眾的運動愈有力”。

    怎樣增強“團體的訓練”？李大釗明確指出需要實際的政治斗爭。“政治斗爭是改造社會、挽救頹風的最好工具。人民為最切近的利益奮斗，在群眾集會、示威運動、游行、煽動、宣傳、抵制這些具體事實當中訓練而團結自己，掃除與群眾不相容的習慣和道德，吸收富于活氣的實際的知識。因為與共同的仇敵作戰，養我同仇敵愾的精神，鍛煉了互助的能力。這樣有價值的經驗的獲得，將遠勝于讀書萬卷和教育十年了。”

    五四運動后曾涌現大量學生團體，但李大釗批評一些團體“只是章程定妥以后，就算完事，其中亦是學生居多。有人呼為‘章程運動’”。他認為，一個團體僅有紙上的章程是不夠的，必須有為實現綱領落實章程的行動。他“相信實際參加革命活動，就會更增加對馬列主義的了解”。李大釗曾對包惠僧說：“我們從這些實際生活中可以學會一些行政工作上的技巧，以及對人處事的方法，可以多認識一些人，多了解一些事。革命黨人要從實際生活中去認識世界，然后才能從實際斗爭中去改變世界，我們的工作老在學生工人中兜圈子是不夠的。”1924年，李大釗辭去北大部分職務，直接領導黨在北方的社會活動和工農運動。不同于之前“多致力于馬克思主義一般的基本原理”，他“開始專心研究中國革命和黨的實際問題與策略”。在黨的組織建設方面，他也展現出相當的務實精神，特別重視發揮黨組織的實際功效，反對把重點放在形式的完備上。1924年10月，李大釗在東方大學中共旅莫支部大會上作報告，明確指出：“過去的工作，大半在表面上，結果只是空虛而沒有基礎。我們并不是不做表面的工作，不過這種工作，只要我們的黨中央發出一種口號，指定少數人去做就夠了。我們以后要做的，特別是基礎上的工作，主要的：（1）鐵路工人；（2）礦山；（3）海員；（4）紡績。”國共合作后，北方共產黨組織幫助建立和發展國民黨的組織。李大釗敏銳地看到發展工作中的不足：“三區國民黨在我們手中……名義上雖有多少黨部、組織、黨員、機關，事實上不過花了很多錢，養了一班不做工作的同志。”北京政變后，中共北京區委兼北京地委決定爭取國民軍。面對中共組織尚且弱小、政治工作人員缺乏的現實，李大釗反復強調：“此刻我們在馮軍中的政治宣傳工作，須量力舉辦，萬不可只從形式上注意設備完全，而不計其影響效果。”他還提議：“不必各師、旅、團、營均設政治部，只由總政治處集中所有宣傳人員分組宣傳隊，輪流在各營講演，并且當選擇最有希望之部分，集中力量去作工。”對國民軍將領的爭取，也“不可簡單地只灌輸他以許多不能真正懂得的革命理論，而要有方法地領導他切實做點革命有利的事”。

    這種重實效而輕形式的發展策略，切合了幼年共產黨的成長規律。在李大釗的領導下，北方區委從1925年10月的225名黨員，迅速發展到1926年3月的133個支部、1500名黨員。參加北方區委的組織由簡而繁，先后成立北京地委，天津、唐山、東北等地黨委。北方區委領導地區“除北京、天津、唐山、石家莊等順直省地區外，還包括河南、山東、山西、陜西、東北和內蒙古地區，甚至和云南、貴州也有聯系，除此之外還包括全國各條鐵路等”。李大釗評價認為：“北方區委的工作已經具有一定的計劃性，并且把多數地方組織納入有計劃工作的軌道。”“盡管許多地方組織尚欠完善，但還是實行了工作的集中化，有經常性的聯絡和情報工作。”

    三、作風建設：嚴明政治紀律，倡導民主團結

    李大釗早年曾批評民初的政黨“以言黨綱，有一主政，亦足以強吾國而福吾民”，但“以言黨德，有一得志，吾國必亡，吾民無噍類矣”。在他眼中，一個政黨性質如何，光看其標榜的黨綱是沒有用的，“匪不綱其政締以示斯民，若社會政策也，保護制度也，是又徒炫耀其名以賈吾民之歡心已耳”。判斷一個政黨是否真正造福人民，必須要有良好的黨風黨紀。

    李大釗非常重視嚴明的政治紀律。一是要求黨員絕對服從組織領導。他在實際工作中多次批評“同志只聽黨中個人指揮，不接受黨的組織指導”的現象，認為如果“一切工作只有同志個人活動，而沒有黨的組織的指導”，就會導致“有許多負責的同志，不但在工作中不努力，而且行為極為浪漫”。而國民黨的弊端之一就是“不能令黨員絕對服從命令”。二是要求黨員遵守保密紀律。當時中共黨員和國民黨左派在南方是合法工作，但在北方殘酷的政治形勢下，只能開展秘密工作。包惠僧回憶，李大釗在安排他到交通部工作時，特別囑咐：“你的工作面很寬，接觸的人很復雜，要注意待人接物的態度，不要向反動派暴露了自己的政治面貌。”在爭取西北軍的工作中，李大釗也要求：“我們的同志除絕對無法避免必須公開的部分外，其余均盡可能的（地）秘密，以免引起沖突的目標。”對于工作同志應當十分嚴肅地督察，“勿使有浪漫越軌的行為”。“不良分子不憚開除，勿使敗壞本黨名義。”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李大釗同時擔任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北方負責人，“但當時共產黨同國民黨在組織上的界限十分清楚，兩個機關走一個大門，相隔不遠，但人員要嚴守紀律，彼此不能往來”。李大釗被捕前，“就把我黨的文件、名單都燒掉了”，在他的“供詞”中，利用他在國民黨中的公開身份，“機智地隱蔽了黨的機密，嚴守了黨的紀律，沒有半點損傷共產黨人榮譽的地方”。三是要求黨員嚴守廉潔紀律。他在領導北方區委時，“規定會計、出納獨立，實行群眾監督，公開決算帳目，黨的干部一律不得直接經手現金出納以及物資發放等。對貪污舞弊事項，先事預防。因此，北方區前后經歷近百數次大小罷工斗爭，募款、賑濟，來往大量現金和物資，很少發生貪污現象”。

    李大釗還十分提倡黨內的民主作風。“當時北方區實行集體領導制，在黨中央指示領導下進行工作。凡重要決策和方案，均通過會議慎重研究，詳細討論，多數表決，然后付諸實施，通過先后成立的工委、農委、青運、婦運、民運轉交北方書記部、共青團等機關貫徹執行，并責成各部門互相協作。”“各級領導工作同志都實行以德服人，反對壓服，摒除那些縱橫捭闔、爾虞我詐的壞作風。”為了把黨建設成一個團結戰斗的集體，李大釗特別反對黨內派系斗爭，要求“不搞宗派”。他看到“北京國民黨中有很多小團體……今年為組織北京執行部，各團體中競爭、傾軋、相互利用、造謠、合縱連橫、以謀瓜分其中職務……以致國民黨之權力反不如各團體內部之勢力有效”。有鑒于此，李大釗高度重視中國共產黨內部的團結一致。“守常同志對于同志們的團結問題，也很關心。一次鄧中夏同志在工作中和某一個同志發生沖突，爭鬧起來，守常經過蔡和森同志把中夏和其他幾位同志召集到家中解釋，終于使爭鬧平息了。”每當同志們有了意見分歧、爭論得不可開交時，只要李大釗一講，問題就迎刃而解。王一知回憶，在一次會上，有幾名同志為了一些生活問題爭論得很厲害。李大釗耐心教導，“要求大家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團結起來向前看。這幾位同志在李大釗幫助下，重新團結起來，為共產主義理想而奮斗”。

    正是因為李大釗對黨的作風建設的重視和加強，1924年3月李大釗擔任中共北京區委兼北京地委委員長后，“北京地方情形比前略好之處：為內部精神之一致；同志皆努力工作；委員會能管理并指揮一切行動”。

    綜上所述，李大釗是黨的自身建設的早期探索者，其黨建思想既與自身在民初就具有的政黨觀念一脈相承，又在領導北方革命的實踐中進一步與中國實際結合，展現出相當的務實性和戰略性。李大釗關于黨早期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的探索和實踐，切合了當時的實際需要，對于當前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仍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來源：北京黨史